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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报道的“历年美国大选花费”

其次，个人和企业可以通过所谓的“独立支出”进行选举捐献。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作出判决，取消了对企业、工会等组织“独立支出”的限制。此后，专门从事“独立支出”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异军突起。与传统政治行动委员会不同，它们不能直接向候选人或政党捐款，但可以接受和支出不受限制的资金介入选举，如购买支持或反对候选人的宣传广告，开展入户或电话动员等，但不得与特定候选人、竞选活动或政党进行协调。2010年以来，“独立支出”发展势头异常迅猛。在2015-2016年选举周期里，2722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共募集了18亿美元；在2023-2024年选举周期里，2526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共募集了约51亿美元。

此外，近年来，“暗钱”的兴起也引起了广泛关注。自2010年“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以来，通过国税局监管的非营利组织投入政治活动的资金迅速攀升。这些组织可以募集不受限制且不公开的捐款，其中大部分用于电视广告，只要其政治性支出不超过总支出的半数即可。这些不需要透露来源或金额的捐献也被称为“暗钱”。在2020年大选中，“暗钱”组织的支出超过了10亿美元。“暗钱”由于具有极强的隐蔽性，规模和流动性难以追踪，因而备受超级富豪和利益集团的青睐，成为美国各级政治竞选活动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

（一）削弱选举竞争性，放大性别和族群差异

政治献金削弱了美国选举的公正性和竞争性。在美国，竞选资金是候选人参选的最大障碍之一，更多的竞选资金意味着更高的获胜概率。有学者研究了美国50个州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众议院选举，发现竞选支出、选举捐献和获胜概率之间在统计学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目前，美国国会议员的连任率往往超过90％。在2020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众议员的连任比例达到94.67％。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包括大量的“安全选区”以及缺少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等，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现任者通常能够轻松筹集到大笔资金。 在2023-2024年选举周期里，两党寻求连任的现任参议员平均筹集2045万美元，挑战者仅平均筹集355万美元；寻求连任的现任众议员平均筹集335.3万美元，挑战者仅平均筹集52.8万美元。寻求连任者和挑战者之间的资金壁垒反映出利益集团尤其是商业团体对获取影响政策的途径更感兴趣，因而为了利益最大化往往选择支持现任者而非挑战者。

与此同时，美国选举捐献还存在明显的性别与族群差异，女性和少数族群候选人在募集竞选资金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女性候选人在竞选过程中面临更多的障碍，往往被排除在富人的捐献网络之外，且更加依赖小额捐献。同时，竞选挑战者的身份也使女性处于极其不利的位置，男性现任者往往更容易赢得选举，而女性挑战者则更容易因难以筹集到资金而失败。1916年以来，尽管女性选民人数激增，但当选为国会议员的女性人数增长仍然缓慢。第117届国会（2021-2022年）中，女性议员的比例为28％，为历史新高。在2020年的竞选中，女性捐款者占捐款总人数的33％，占州级候选人捐款的31％，均打破了以往历史记录。此外，竞选捐献中还存在明显的种族不平等现象。在最近的选举周期中，只有大约1/10的捐款来自有色人种。少数族群候选人参加竞选确实增加了少数族群在众议院选举中的捐献比例，但白人对两党中有色族群候选人的捐款均有所减少。有学者指出：“在一位黑人和亚裔血统女性副总统的时代，却仍然没有黑人女性担任过州长，很少有黑人女性担任州议会和政府的领导人。显然，金钱不仅很重要，而且还决定了哪些女性能够成为政治领导。”

（二）扭曲民主制度的回应性，加剧政治不平等

为竞选活动捐款的能力不同造成机会的不平等。富人和利益集团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影响选举进程及其结果。在2019-2020年选举周期里，“赌王”谢尔登·阿德尔森夫妇捐献金额超过2亿美元，其中直接捐献达到306万美元，通过各种外围组织捐献2.15亿美元。在该选举周期里，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前100名捐献者捐款额仅占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全部捐献数量的0.01％，但是却占捐献总额的68.74％。同时，捐款人中仅有1.44％的人的选举捐献超过了200美元，但其捐款额却占全部捐献的76.03％。2020年，提供10万美元或以上捐献的5000名捐献者花费了近28亿美元，几乎是1400万捐献人捐款总额的两倍。在极少数富人和利益集团提供绝大多数竞选资金的背景下，候选人自然具有强大的动机将筹款的重点放在主要的捐献群体上。问题是，占人口极少数的富人捐献者与绝大多数选民的政策偏好完全相反，他们往往反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反对工会和集体谈判、反对实行普遍医疗等，主张减税、紧缩、减少公共教育投入和私有化等。实证研究表明，当来自少数富人的捐献集中度较高时，国会议员的法案提案、在议会发表演讲以及在委员会作证等高成本立法活动显著减少，他们与再分配相关议题（如医疗和社会福利）的法案提案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当选的候选人回应极少数富人捐献者的诉求必然以牺牲绝大多数普通选民的利益为代价。富人阶层在政治中拥有不成比例的影响力和被过度代表的另一个明显例证是2/3的国会众议院议员是百万富翁，而美国家庭百万富翁的比例仅有7％。

传统观点认为，民主党和共和党分别代表穷人和富人的利益。这种观点明显与美国的政治现实相悖。例如，美国底层社会在堕胎和性别议题上往往比较保守，但民主党却在积极推动堕胎权和同性婚姻。事实上，从收入来看，两党的选民联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似。在21世纪的首个十年中，社会收入最高的10％对两党的支持比例大体相当。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正是政治献金严重扭曲了民主制度的回应性。研究发现，在美国，极右翼运动的兴起与左翼政党越来越重视文化议题有关。左翼政党为了从富人那里获得更多竞选捐献，主动退出了不平等和再分配领域。结果尽管两党的富裕捐献者群体在很多方面截然对立，但是在经济议题上却往往存在共识，特别是都反对税收和再分配政策。有意思的是，国会议员的个人财富与其立法成效之间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个人财富排名前20％的议员在推进其政策议程方面远比财富较少的议员更为成功，个人财富排名后20％的议员在立法过程中持续面临劣势，议员之间的经济不平等最终转化为国会中政策制定影响力的不平等。理论上，民选政府应该对所有公众的偏好作出回应。然而，不同群体因财富差异而对政治拥有不同的影响力，造成了政治回应性上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异，导致美国民主无法保证所有人都享受平等的政治代表权。

美国“政治献金”示图

（三）加剧政治极化，推动保守主义力量迅速崛起

候选人所获捐献的不同来源对其意识形态具有不同影响。2020年，仅有8.5％的美国成年人向联邦候选人捐献，其中不到1％的人捐献了最高限额2800美元，不到2％的人捐献超过200美元。捐献者群体与不捐献者群体之间的差异远远超过选民群体与非选民群体之间的差异。比较而言，捐献者群体往往更加富有、受教育程度更高、年龄更大、白人占比更高，且更有可能参加初选投票。一般而言，个人捐献者往往基于意识形态进行捐献，倾向于向意识形态极端的候选人捐款，候选人为了讨好捐献者往往主动采取更加极端的意识形态立场。而政治行动委员会则倾向于支持拥有行业管辖权、在重要委员会任职和意识形态更温和的候选人。如企业高管将政治捐献作为施加政治影响的工具，当国会议员被分配到处理与企业相关政策问题的委员会时，企业对其的捐献也会相应增加，尤其是针对委员会中权力最大的议员。有学者指出，“暗钱”组织同样也致力于追求更强硬、更纯政治化和僵化的意识形态目标，从而对政治极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与此同时，选举捐献的极化效应还体现在竞选资金的去管制化有利于保守派团体，增加了共和党候选人选举成功的概率，导致立法机构在意识形态上趋向保守等方面。在“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之前，联邦竞选中的外部支出主要由支持自由取向的民主党候选人群体主导。在此案之后，联邦选举中的外部支出逐渐由支持保守取向的共和党候选人群体主导，如由超级富豪组成的“科赫网络”等右翼组织不遗余力地斥巨资支持共和党候选人，进而推动为富人大幅减税、打击工会和放松商业监管等保守主义议程。在“科赫网络”等右翼组织的资助下，共和党得以重塑美国的政治版图。1992年，共和党在31％州议会中拥有多数席位。2018年，共和党在62％的州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2010年是重要的分水岭，当时共和党控制的州议会比例从37％上升到59％。这很大程度上与最高法院的一系列判决有关。2010年，最高法院在“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中取消了对“独立支出”的限制，这对企业的影响远大于对工会的影响，使企业的政策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在“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之前，美国有23个州禁止企业进行“独立支出”，其中15个州禁止工会进行“独立支出”。在该案之后的州级选举中，企业的“独立支出”增长幅度远远高于工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作为民主党传统盟友的工会缺乏足够的资金。在“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影响下，部分州最高企业所得税率下降了约4％，而在此前禁止企业“独立支出”的州中，该税率下降了约8％。有学者发现，除了不公正划分选区和剥夺选民投票权力外，共和党还试图将政治冲突简化为单一的文化维度，强调宗教差异和鼓吹种族怨恨。总之，竞选资金的去管制化在加剧政治极化的同时，还助长了保守主义力量在美国的迅速崛起。

（四）将金钱政治合法化，引发民众的强烈不满

近数十年来，最高法院的一系列判决不断扩大金钱在政治中发挥的作用，将金钱等同于言论自由，将企业等同于公民，将监管等同于审查，将对立法者的资金影响等同于民主回应性。最高法院狭义地将腐败理解为“利益交换”，即明确的权钱交易，认为试图通过竞选捐献影响政策并不意味着腐败。与最高法院的立场相反，大多数美国民众认为，除了直接贿赂之外，利用公职获得高薪游说职位、接受隐藏捐献人组织的资金等行为都“非常腐败”，这对最高法院仅将贿赂作为竞选资金监管的唯一正当性提出了质疑。美国民众普遍认为，竞选资金会腐蚀国会，无论是向候选人的直接捐献还是间接的“独立支出”。候选人依靠捐献者提供的竞选资金赢得连任，作为回报，候选人当选之后通过立法维护捐献者的利益。即使捐献者没有进行严格的交易，也可能利用更多的接触影响议员的行为。如利益集团通过提供捐献而获得与议员会面的可能性是普通选民的3-4倍。

政治献金不仅损害广大选民的利益，也会带来腐败。如果候选人的竞选成功取决于私人捐献者，那么，随着富人和利益集团寻求购买政治影响力，腐败的出现就不可避免。当企业将其行业的复杂性告知议员时，可能会有利于制定更好的政策，并不必然与普通公民的利益发生冲突，但是如果企业可以通过为议员谋求连任提供捐献来换取更优惠的政策，这就对民主的基础构成了挑战。2017年，当国会考虑一项税收改革方案时，国会领导基金负责人科里·布利斯向众议院共和党人发出通牒：将不会支持投票反对该法案的议员。税收改革最终获得通过，共和党议员坦率地表示，他们通过这项改革完全是为了取悦捐献者。国会领导基金成为2018年支出最高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为共和党候选人提供了1.38亿美元的支持。

金钱对政治的干预已经引起了美国民众的强烈不满，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金钱严重破坏了民主进程，对政治中的金钱泛滥普遍持负面态度。2018年9月，《华尔街日报》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对登记选民的调查发现，有77％的人同意“减少华盛顿特殊利益集团和腐败的影响”是当前“最重要”或“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另一项民意调查中，有66％的人表示“富有的美国人更有机会影响选举进程”，同时约84％的人表示竞选活动中“金钱的影响力太大”。对美国民意的一系列回顾性调查表明，民众对竞选筹款过程普遍持怀疑和不满态度，近4/5的受访者认为，对政党的捐献、支持国会议员的“独立支出”或直接捐款会获得国会议员的特别照顾。

美国民众反对“政治献金”

政治献金严重削弱了美国的民主制度，绝大多数美国人呼吁对竞选资金进行改革。竞选资金改革被视为解决当前政治极化和代表性不平等等弊病的重要途径。相关的改革主要侧重于消除候选人对富人和利益集团捐献的资金依赖，保证普通民众获得施加政治影响力的机会以及保证候选人获得同等的竞选资源等方面。

（一）鼓励小额捐献，限制大额捐献

候选人需要筹集大量资金才能参与联邦选举。为抵消大额捐献者对候选人的重大影响，其中一项重要改革是鼓励小额捐献者的参与。许多竞选资金改革者相信，小额捐献可以促进更加广泛的政治参与，放大普通人声音以平衡富人和利益集团的影响，降低候选人对大额捐献的资金依赖，最终实现公平竞争。一些研究认为，小额捐献通常不足以达到购买接触机会的门槛，以至于很难将其视为一种投资。基于此，小额捐献者被认为只有消费动机，而大额捐献者则被认为具有投资动机：要么有选举动机，旨在影响选举结果；要么具有影响动机，提供捐献是为了换取政策支持。

在美国，选举捐献的地理分布长期处于不均衡状态，大多数捐献来自大都市地区和中心大城市的富裕社区，因而以往竞选活动主要围绕大额捐献者，集中在大都市地区和中心大城市，且通过线下活动进行。近年来，通过线上平台进行的低于200美元小额捐献开始激增。竞选资金筹款开始由大额捐献者和候选人筹款活动主导向小额捐献者主导转变。2004年以来，ActBlue组织为民主党候选人筹集了60多亿美元；仅在2020年8月，就有400多万人通过1050多万份小额捐献共向ActBlue捐款4.85亿美元，平均每份捐款略低于46美元。2019年，共和党也成立了自己的小额捐献平台WinRed。在2020年选举周期里，超过95％的可观察到的个人捐献是通过ActBlue、WinRed等渠道进行的。从捐献数量来看，美国政治捐献已经主要由小额捐献组成。从捐献金额来看，ActBlue和WinRed占个人向委员会捐献总额的39.2％，而2012年时这一数字仅为2.9％。州级层面变化趋势更加明显。例如，在纽约州的州级选举中，与前一次选举相比，州议员候选人在选区内对小额捐献者的资金依赖从5％上升到445％，而来自大捐献者、企业和其他组织的资金比例则从72％下降到38％。这些趋势标志着美国的选举捐献格局正在进行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伯尼·桑德斯发起了引人关注的小额捐献运动。桑德斯通过自己的网站、社交媒体、移动应用程序建立了一个在线筹款平台，使他能够在筹款竞赛中与希拉里抗衡。桑德斯收到了240多万人的捐献，筹集了2.28亿美元的竞选资金，其中约2.01亿美元来自200美元或更少的小额捐献。桑德斯不依赖传统的募捐活动且排斥大额捐献，仅亲自参加了9场筹款活动，且没有任何工作人员负责策划；相比之下，希拉里从宣布参选至2016年10月中旬，共举办了350多场筹款活动，花费200天的时间参加各种募捐。桑德斯强调他对小额捐助者的依赖，宣布他的平均竞选捐款为27美元，“27美元”甚至成为其竞选口号。不仅是桑德斯，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在主要候选人的14亿美元捐献总额中，有8.15亿美元是小额捐献。特朗普的竞选同样成功地吸引了大量小额捐献，他在2020年选举周期中筹集的竞选资金中有45％来自小额捐献者。

代金券是鼓励小额捐献的一项备受关注的重要措施。最具代表性是2015年华盛顿州西雅图市选民通过的第122号提案，该提案限制公职人员转任游说者，禁止接受游说者和城市承包商的捐献，并建立了“民主代金券”制度。该制度在每个选举周期向每位登记选民提供四张各25美元的代金券，以资助市议会和市检察官的竞选活动。该制度实施之后，西雅图市的选民投票率提高了4.9％。对于市议员候选人来说，100美元以下的小额捐款增加了156％，而250美元以上的捐款减少了93％。与此同时，小额捐献的激增导致候选人数量增加了86％，同时现任者选举成功率大幅下降。有学者甚至鼓吹，小额捐献具有潜在的民主性，“金钱的流动性、可分割性、可通约性和可替代性有助于使小额政治捐款具有潜在的民主性”，“金钱是经济领域的货币，但它也可以是民主政治的货币”。

然而，小额捐献的积极作用似乎被过分夸大了。在西雅图市的代金券改革中，入户拉票以及发送手机短信、数字广告和电子邮件显著提高了代金券的使用率，但并没有扩大代表性不足群体的政治参与。2017年，只有约3％收到代金券的西雅图选民将代金券捐赠给候选人。西雅图的代金券计划并未系统性地提高捐献者群体的多样性，只是进一步调动了定期投票的选民。在西雅图政治中处于非主导地位群体的参与率增长速度，显著低于在西雅图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群体。换言之，“交易性动员”并不足以吸引那些不经常参与的选民进行投票。近期的一项研究再次证实了，那些从引入代金券中受益的人往往是改革前原本就占主导地位的群体：他们一般是白人选民，一般更富有、年龄更大、更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代金券时代的捐献者群体总体上仍与实施代金券之前的捐献者群体相似。

同时，与预期相反，小额捐献反而加剧了政治极化。小额捐献者尽管理论上可以扩大参与范围，但所有类型的候选人都可以从小额捐献中受益。在竞争最激烈的选区中，意识形态极端的现任者往往从小额捐献者那里筹集了更多资金。此外，互联网在促成小额捐献激增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反乌托邦式”的焦虑，即社交媒体同时推动了政治极化、助长了极端主义以及鼓励愤怒文化，导致公民政治话语的普遍退化。

（二）建立公共资金，营造公平竞选环境

由于私人捐献对民主政治具有扭曲效应，全球有2/3的国家使用公共财政资助选举活动，有3/5的国家直接向政党提供资金。美国最高法院规定，政府可以监管竞选资金，但是如果监管增加了政治言论的成本，且监管的目的在于“创造公平的政治竞争环境”，那么政府就不能实施监管。理论上，利用公共资金竞选有利于营造公平的竞选环境，由于公共资金向所有候选人开放，挑战者无需花费时间和精力去筹集成功所必须的资金，从而鼓励了更加激烈的选举竞争。

在联邦层面，1904年，美国众议员威廉·伯克·科克兰首次呼吁为总统选举提供公共资金支持。1966年，《总统竞选基金法案》通过，但很快又被废除。1968年，休伯特·汉弗莱的总统竞选使民主党背负了900万美元的债务，这重新激起了民主党对创建公共资金的兴趣。1974年，《联邦竞选法案》的修正案再次引入公共资金。与此同时，最高法院对“巴克利诉瓦雷奥案”的判决也确认了总统竞选中使用公共资金的合宪性。1976年，总统大选中每位候选人可以得到2180万美元的公共资金。此后，总统候选人使用公共资金竞选成为一项固定的制度。最后一位接受公共资金参加总统竞选的是约翰·麦凯恩。在2008年总统大选中，拒绝使用公共资金竞选的奥巴马的筹款金额（3亿美元）远远超过了使用公共资金竞选的麦凯恩（8410万美元）。2012年，两党总统候选人都主动放弃了公共资金竞选。随着竞选资金不断朝着去管制化方向发展，使用公共资金竞选的候选人的劣势也愈加明显。2020年，总统候选人的公共资金达到1.037亿美元，但远远低于特朗普（8.12亿美元）和拜登（10.74亿美元）个人募集的捐献。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拜登在竞选纲领中呼吁恢复公共资金，并提出对竞选资金进行重大改革。然而，讽刺的是，拜登本人却拒绝接受公共资金开展竞选。

拜登为竞选演讲

在州层面，部分州推动了“净化选举改革”运动。主要内容包括：得到一定数量小额捐献支持的候选人有资格获得公共资金资助；候选人获得公共资金支持后不得再接受私人捐献；如果竞争对手接受私人捐献远远超过使用公共资金竞选的候选人时，后者可以得到额外的公共资金支持等。截至2018年，美国有14个州采用了公共资金开展竞选活动。1996年，缅因州通过了《净化选举法案》，到2000年时，缅因州31％的候选人加入了该计划。2004年，新泽西州议会批准了新泽西州“公平和廉洁选举”试点项目，允许州议员使用公共资金参与竞选，该项目于2009年结束。2004-2011年，亚利桑那州约25％的候选人也开始使用公共资金竞选。纽约州为候选人获得的小额捐献（5-250美元）提供了配套公共资金以平衡竞选环境。在该项目的支持下，纽约州最近的初选中具有竞争力的女性和有色人种候选人筹集到的资金与男性和白人候选人几乎相等。2020年，纽约州议会批准了新的公共竞选资金方案，计划使捐献额度不到200美元的小额捐献资金总额占候选人筹集资金总额的61％以上，试图以此推动选举政治状况的改变。

有学者对美国所有州的州议员候选人进行分析后发现，设立公共竞选资金对州议员候选人的人数具有积极影响，且竞选人数逐年增加，这一效应在提供更多公共资金的州中更为显著。然而，公共资金竞选改革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在联邦层面，两党的总统候选人往往都不愿接受公共资金，因为私人募捐的资金将远远超过配套的公共资金，接受公共资金即意味着将使自己处于严重的资金劣势。此外，公共资金偏向两大政党，总统候选人只有在前一次选举中，获得普选票数的5％—25％，才能获得基于普选票数比例相对应的公共资金，这显然不利于小党的总统候选人。在各州层面，公共竞选资金也产生了与预期相反的政治后果，如使用公共竞选资金的州议员候选人在意识形态上往往更加极端，代表性也更低，结果反而降低了候选人质量。在缅因州，公共资金设置了小额捐献的门槛限制，候选人得到配套公共资金的前提是必须从其选区内筹集大量小额捐款，但是热心政治并愿意提供小额捐献的人往往更加极端。此外，公共资金竞选改革一般由左翼倡导，并被贴上了将权力归还给普通公民的标签，但在现实中，公共资金主要使右翼和政治边缘人士获益，并没有实现将权力归还给多数人。同时，公共资金切断了经济表现与右翼支持之间的内在联系，使后者无论经济状况如何都能获得稳定的资金流。

（三）公开捐献信息，提高资金使用透明度

2016年，共和党众议员邓肯·亨特被指控利用竞选捐款牟取私利，包括购买珠宝和翻新住宅。这些行为被媒体曝光并被政治对手在2018年竞选中加以利用。尽管亨特所在选区是共和党的“安全选区”，但他仍遭遇了职业生涯中最激烈的选举挑战，仅以3个百分点险胜。亨特最后认罪并辞去了国会议员。关于其竞选资金违规行为的披露似乎影响了选民的行为，表明竞选资金透明度可以对选民的投票决策产生直接影响。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公开披露某些捐献和收支信息成为美国选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公民常常对政治一无所知，对直接民主选举中涉及的问题也了解甚少，因而公布捐献信息有助于使具有不同利益的民众确定各种政策与自身的关系。在“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之后，独立支出、暗钱等呈现爆炸式增长。在这种背景下，选民往往将透明度和合规性作为候选人的重要选择依据。选民更有可能将票投给那些排斥“暗钱”的候选人，他们认为更透明的候选人也更值得信赖。

美国法律规定，竞选资金信息需要向监管机构（如联邦选举委员会）进行报告，随着选举临近逐渐增加频率，由后者向社会公开。在选举中每年支出总额超过250美元的组织必须在提交的报告中明确捐款超过200美元的捐献者，这些报告必须每季度提交一次；还必须在向国家税务局提交的年度报告中列出纳税年度内出于任何目的捐赠5000美元或以上的捐献者，但捐献信息不向公众公开。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社会福利性组织都可以接受和支出不受限制的资金，前者需要公布独立支出、竞选通讯、议题广告的捐献和支出信息，后者则不需要。

联邦选举委员会虽然是为限制腐败和执行竞选资金法律而设立的机构，却因一直未达到法定人数而无法调查或起诉竞选资金中的各种违规行为。除此之外，竞选资金监管还存在几个明显的漏洞。首先，“暗钱”组织不仅可以在直接参与选举时隐藏捐献者信息，还可以向其他组织转移资金。在2019-2020年选举周期里，有120.8亿美元是来自企业和工会等组织的“独立支出”，其中仅有31.4亿美元公开了捐款来源。法律规定了“暗钱”组织如何使用资金以及需要报告的内容，如明确的政治支出必须公开，但许多其他支出仍然秘而不宣。“暗钱”组织可以向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此时对外公开的捐献者是“暗钱”组织，而非最初该组织的原始捐献者。匿名捐献的渠道使利益集团能够不断形成新的网络，并为资金流入候选人竞选活动开辟了新的路径。其次，对在线广告的免责声明缺乏有力监管。2016年大选期间，社交媒体上大量的付费广告和所谓虚假新闻的付费推广增加了竞选资金监管的紧迫性。在大选的最后六周，超过75％的Facebook付费广告由未在联邦选举委员会注册的团体运行，但这些团体的信息并未向公众公开。数以百万计的社交媒体用户在不知道其来源的情况下收看了对候选人的恶毒攻击，数亿美元的未公开资金用于数百场政治和司法职位竞选中的政治广告。再次，“独立支出”是否与候选人竞选活动相关是监管的难题。在竞选中，候选人和政党往往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官方网站上公开发布用“红色方框”（redboxing）强调的消息，通常采用编码或技术语言准确告知外围组织自己“需要什么”或“要做什么”。在2021-2022年选举周期里，超过200名联邦候选人使用了“红色方框”，这些候选人从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支出中获得的资助往往是没有“红色方框”候选人的数百倍。同时，该条规定也不适用于候选人宣布其候选人资格之前。如在宣布2016年竞选总统之前，杰布·布什在2015年上半年已经筹集了一亿多美元，但是并没有明确表示要参加竞选。禁止协调规定对其宣布候选人资格之前的筹款无法适用，也不能要求其公开捐献信息。此外，小额捐献的潜在腐败风险也被忽视了。只有在完整的选举周期内累计超过200美元的捐献才会被披露。如2016年总统大选中，桑德斯的匿名捐献者是可见捐献者的七倍之多。相比之下，部分州要求报告所有的竞选捐献。如华盛顿州要求，所有25美元及以上的捐献都要公开捐献者身份，即使是更小的捐献也需要申报，但不需要注明捐献者的姓名。

许多改革者相信，提高透明度可以有力地遏制腐败，但实践效果却十分有限。不知情的公民往往无法识别捐献者的利益，无法将其与自身利益联系起来。在缺乏其他相关信息的情况下，候选人竞选资金的信息确实可能会影响选民的投票选择。当调查对象仅了解竞选资金相关信息时，他们更倾向于拒绝平均捐款额较高、大部分捐款来自州外以及捐款者群体相对集中的候选人。然而，当调查对象知晓候选人的意识形态、党派身份和个人经验之后，这种效应就消失了。尤其是党派身份具有决定性影响，在不了解候选人党派身份信息的情况下，披露候选人受益于“暗钱”往往会降低对该候选人的支持。然而，当给出党派身份时，选民会选择惩罚反对党的候选人。批评者还指出，公开竞选资金信息对选民投票具有抑制效应，会对小额捐献者产生负面影响。当一些选民认为他们的捐献信息会被公开时，往往会选择减少捐献，尤其是那些面临强大人际交往压力的个人。在高度极化的社会里，选民担心捐献信息公布之后会被对立观点的社交圈所孤立，公开表明个人政治倾向会带来较高的成本，因而倾向于选择隐藏自己的真实偏好和抑制自己的捐献倾向。

一个半世纪前，约翰·密尔认为，在议会竞选中花费任何金钱都是不道德的行为。一个半世纪后，选举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围绕金钱在政治中作用的道德辩论依然存在。在美国，对竞选资金的监管一直存在激烈争论，这本质上反映了自由主义与平等主义的价值对立。自由主义者认为，政治捐献是一种合法的政治参与形式，体现了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原则。尤其是对于那些想参与政治而时间不多的人来说，向其支持的政党、候选人或政治组织捐款是一种合理的选择，政府施加的任何限制或监管都是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侵犯，是对言论自由和公民参与政治权利的侵犯。平等主义者则认为，在负担能力普遍非常低的水平之上，公民不同的捐献能力代表着对政治的不同影响力。政治平等作为民主的核心，主张所有公民都应该享有平等地参与政治决策的权利，并有权得到公共机构的平等对待。无论个体的收入和财富状况如何，其偏好在集体决策中都应该平等地被代表。若不对竞选捐献和支出设置限制，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富裕阶层的观点和优先事项可能主导政治话语，并对立法决策产生更大影响。如果竞选捐献能够诱使政客和政党改变其政策立场，或根据公民为支持竞选活动提供的资金数额而区别对待公民，这就明显违反了政治平等的原则。

在美国，随着竞选成本越来越高，候选人必须拥有或筹集大笔资金才能获得竞选的入场券，金钱意味着权力和通往权力的阶梯。政治献金已经对美国政治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如削弱了选举的竞争性，导致竞选资金存在显著的性别和族群差异；扭曲了民主制度的回应性，加剧了政治不平等；助推了政治极化，推动了保守主义力量迅速崛起；将金钱政治合法化，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等。在联邦和州层面，近年来美国的竞选资金制度也进行了一些重要改革，如鼓励小额捐献、限制大额捐献的影响，建立公共竞选资金、营造公平竞选环境，公开捐献信息、提高竞选资金透明度等，但这些改革均未达到预期效果，甚至使已有的问题变本加厉。这也凸显了美国竞选资金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近几十年来，随着美国最高法院的保守倾向越来越浓厚，国会中的僵局常态使制定严格的竞选资金法律越来越难；与此同时，尽管两党候选人不时对政治献金提出批评，但又都严重依赖于放松竞选资金管制所释放的巨额资金支持。由于候选人个人越来越无力负担昂贵的竞选成本，而富人和利益集团又很乐意投入巨资影响选举结果使自己有利可图，于是美国政治出现了一个残酷现实：无论选举规则如何变化，金钱总是能够找到进入选举竞技场的通道，将金钱排斥在竞选之外似乎是不可能的。有学者将这种现象概括为美国竞选资金改革的“流水力学原理”，即竞选资金监管终将无效，最多只是改变资金的支出方式而已，“政治资金就像水一样必然流向某个地方。它从未真正在空气中消失”。

2024年选举期间，哈里斯团队在拉斯韦加斯地标建筑上投放巨幅广告，一天就“烧掉”45万美元。

政治献金是当前美国民主困境的一个缩影。将美国最近的事态发展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下就会发现，美国民主具有脆弱性，政治极化、政治共同体归属的冲突、严重且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以及行政权力的膨胀等，都可能会削弱美国民主，从而导致民主倒退。历史上每一次民主危机都是这四种情况的某种组合。而现在，美国首次前所未有同时面临这四种威胁。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虽然美国发生民主崩溃的可能性不大，但走向竞争性威权主义的风险越来越高。在竞争性威权体制下，选举竞争依然激烈，但选举规则和竞选环境被严重扭曲，竞争党派被置于不利地位。著名学者西达·斯考切波指出，当前美国民主危机主要与共和党及其盟友最近的激进化有关，它们故意采取了削弱多数民众声音或竞争党派的“非法手段”和“法律强硬手段”。“非法手段”包括针对竞争党派、公职人员和选举工作人员的普遍骚扰、暴力行为及暴力威胁；“法律强硬手段”则包括针对竞争党派的投票规则、选票获取途径以及计票或认证选举程序的规则变更等。这些做法最终导致“选举至多只是一种无效的装饰”。史蒂文·列维茨基和卢坎·韦也认为，美国民主已经连续倒退了十年，正处于竞争性威权主义的边缘。在美国，官僚机构已经被严重地政治化和武器化，国家权力被系统性地用于削弱和打击反对派，如民主党的捐献者更可能成为国税局的调查对象，面临更严格的税务和法律审查或业务监管。批评性媒体机构也可能面临昂贵的诽谤诉讼以及针对其母公司的报复性政策，如特朗普通过诽谤诉讼等法律手段压制媒体批评的做法已经取得了显著效果。2024年12月，美国广播公司同意向特朗普的总统图书馆支付1500万美元，同特朗普就诽谤诉讼达成和解。此后，Facebook、X和YouTuBe等也先后同意支付赔偿与特朗普达成和解。列维茨基和韦在预测美国民主的前景时悲观地指出：“在骚扰和威胁的压力下，特朗普的许多批评者将被诱惑退居幕后。这种退缩极为危险。当恐惧、疲惫或绝望压倒公民对民主的承诺时，新兴的威权主义便开始生根发芽。”